• 重塑人的历史观——读梁启超先生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

    今日读梁启超先生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书中编后记称此书“努力立足现代立场,反省中国史学的基本观念,分析史料及其运用,视野广阔,条理明晰”,这一评价可谓至当。此书虽只有十余万言,但梁任公熟知史料,对于中国史学的利弊了然于胸,同时又对西方自然科学及历史观非常熟悉,故能提出进步的历史观点及先进的研究方法,而这些观点及方法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前瞻性,至今仍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并且这一意义不仅仅停留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内,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亦有所启发。

    梁先生此书,共分六章,分别为《史之意义及其范围》、《过去之中国史学界》、《史之改造》、《说史料》、《史料之搜集与鉴别》、《史迹之论次》。其中第一章《史之意义及其范围》可以视为全书之总纲,任公于此给历史定义:“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,校其总成绩,求得其因果关系,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。”此定义实为全书之纲要,这一定义将“现代一般人”作为读史的对象,以运动的、连续的“活动之体相”(“以能活动者为体,以所活动者为相”“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,其在空际有了周遍性,在时际有连续性者”)为研究的对象,实是对中国过去史学观点的一次大更新。

    在《过去之中国史学界》一章中,作者对中国过去之史料进行了总结与评述。他指出正史中“《史记》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,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。《汉书》以下则以帝室为中枢,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”。此后虽有司马光纠其失,以《资治通鉴》录1362年历史,但其阅读对象为帝王,与“社会全体”相去甚远,故曰“旧史家盖什九为死人作也”。并且“前四史皆出私撰,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,大开史局,著作之业,等于奉公,编述之人,名实乖迕。此种官撰、合撰之史,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”,至此,董狐直笔已寂寂无闻,许多历史事件被后来帝王任意打扮,渐渐失去其本来面目。他进而在《史之改造》及《说史料》、《史料之搜集与鉴别》两章中提出改造历史的观点,而改造之方法,一为对于旧史料的认识,也就是任公所说的“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”,以新的思想来认识旧史料并搜集与之相关的各种史迹);另一方面则需将视野放大,发掘旧史料中被湮没者、被掩盖者,并以客观的态度来辨明其真伪。

    最后一章《史迹之论次》,则是以新观点表达对历史的认识,“论次”既“论定编次”之意,也就是对史迹的梳理,在此章中,任公着眼于不同空间、时间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,由此来归纳历史之因果,从而达到其总纲中所言从历史中获取“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”的目的,实为其历史观之实践。

    通读此书之后,感悟良多,其最大的感悟就是梁任公在此处第一次将人作为了历史的主体,而非一国一姓一党。具体而言,分列如下。

    其一,尊重普通人的生命。

    中国号称历史最为发达的国家,自古以来,各种史料汗牛充栋,但正如任公所言,皆是 “为死人作也”。《史记》中尚有列传论侠客、论货殖,使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社会面貌,平民精神,而至《汉书》,班固以为司马迁远君子而近小人,普通人再无缘出现于正史之中。梁任公在《史迹之论次》中讨论历史的因果律时,劈头一个大问题就是“英雄造时势耶?时势造英雄耶?”虽然我们一直在宣传唯物史观,但看中国的历史,直到近代似乎都在造神。梁公曰:“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,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,始能成为史迹。大人物之言动,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,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。”最近听《百家讲坛党史100讲》,邵维正教授在分析毛泽东思想时明确指出,这一思想并非一个人提出,而是代表了党内一代先进人士的集体智慧,只是因为毛主席先提出,因此命名。与过去的历史观相比,虽然此话很短,但我听来,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只是可惜,中国历史大部分都未能遵循这一道路。

    试举几例:《隋书 地理志》曾有一段话记载前代人口:“(西汉)平帝郡国一百有三,户一千二十三万,……(东汉)明章之后,渐至滋繁,郡县之数有加。曩日逮炎,灵数尽,三国争强,兵革屡兴,户口减半。有晋太康之后,文轨方同,大抵编戸二百六十余万。”从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余万户(约五千万人),经过二百年国家的兴衰,至西晋太康统一时,人口只剩下二百六十余万户(当在一千万人左右),其间多少人家的聚散离合包括其中,到了史书上就剩下了冷冰冰的数字。同样,唐代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,史书上载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四,如果没有杜甫等人的诗歌,留给我们的同样也是一串串数字而已。此种积习延至评书演义之中,常常有触目惊心的数字存在,如《三国演义》中载刘备率九十七万大军攻东吴,几乎全军覆没。需知蜀汉亡国之时,总人口不过一百余万,此九十七万从何而来?史载猇亭之战,刘备军号称8万,东吴军有6万,至演义中予以十倍夸张,虽为增加气势,但近百万人覆没于战场,不仅对于中国历史,甚至于人类历史亦可谓一大悲剧,作者写来颜色不改,令人惊诧。此风延至小说之中,《水浒》中动辄排头价砍去,杀人满门。以“三打祝家庄”为例,此事本起于偷鸡争面子之类小事,不过就是祝家三公子不给李庄主面子,引来梁山好汉攻打。宋江一句话道出实情,祝家庄所积甚厚,打下来山寨可以数年不愁吃喝。既然来抢掠,为何手段如此残忍,不仅把祝家一门老小杀了个干净,也把投降的扈家庄灭了门。也难怪在宋江打下祝家庄后道貌岸然对庄民言为你们除害,金圣叹(或李贽)下面评一句“有何害”。金圣叹、李贽常常在李逵杀人大赞“杀得痛快”,此时也觉得有些不忍下笔了。再看后面的《说唐》及续篇《薛刚反唐》,常常数万人乃至十数万人全军覆没,似乎这些生命在说书人口中就是数字而已。前些日子读美国退役空军老将军一段发言(刊于《读者》九月上),他说有人说占领日本只需牺牲46000人就可,不必投原子弹。他要反问一句,这四万多人是谁的父亲?谁的丈夫?谁的儿子?谁的兄弟?残酷如日本所谓“军神”乃木希典(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的制造者),在日俄战争以惨重代价攻下旅顺后,面对满目疮痍,也作诗“愧我何颜见父老,凯歌今日几人还”?面对阵亡家属时,亦言“我乃杀乃父兄乃弟乃子之乃木也”?而中国的历史似乎都是为胜利者而歌,对于战场上的生命则漠视不见。即使在新时代,金门战役、朝鲜战争中的被俘者一辈子都抬不起头,那位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的原型之所以一直默默无闻就是因为开炮后他被震昏,成了俘虏。俘虏也是人,理应得到应用的尊重,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不得不说是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流弊。

    其二、彰显普通人的价值。

    再看旧史,似乎中国历史中的各王朝似乎永远都在一个死循环中行走,即励精图治至不思进取,再至国破家亡,只不过有快有慢而已。但王朝兴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否有人探察过呢?魏征在《北齐书》本纪后感叹北齐统治者恃险而骄,自取其亡,似乎就是《过秦论》的翻版,中国的史学家大都也在重复着一个事实。似乎中国历史全为上层人物所支配,其喜乐好恶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走向。如以此发展,中国只需培养一种精英人士,使之保持活力,则历史走向既为上升的。但历代帝王亦有史册为鉴,因何一次次重复过往悲剧,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个人因素。

    梁任公由此提出:“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——一种心理之所支配,则将成为静的、僵的,而无复历史之可言。然而社会断非尔尔。其一,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。其二,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,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”,以人之心理来解释社会之变迁,再来看,将普通人作为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。由此来观,中国历代王朝之衰,不仅仅是上层因素所决定。试举两汉之亡为例,依正史,西汉亡于外戚,原因多出于皇室自身的衰败。自宣帝以后,汉帝或沉于经典,或溺于女色,已无心或无力执政,自然令外戚势力大大增强。东汉之亡,实际在东汉建国之时就已有伏笔。东汉实为各豪强的联合政权,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中多出身地方豪强,故光武检地,天下大乱,社会秩序本就不稳。加之东汉后期桓、灵外有异族连年恶战,内有外戚、宦官交替专权,两帝王又是幼年登基,只能依靠宦官,政治上稍一成熟就归天了,东汉最终崩溃。由此看来,社会之崩溃皆由精英阶层堕落而来。但如果审计历史会发现,两汉之亡有一条主线,西汉享国已久,官僚世袭(“金张籍旧业,七叶珥汉貂”便为一例)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,社会秩序已经发生混乱。宣帝时已有民众冲击政府,元帝称此时为极乱世,哀帝要再受命,甚至想将帝位让于男宠,都是帝王绝望思想的体现,而官僚地主意欲维持,就以王莽为代表。但王莽上台后,并非解决这一问题,终死于民众之手。东汉也并非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,光武帝迟迟不敢举行封禅大典就是这个缘故,不过各路豪强暂时服从于中央,社会秩序渐渐平稳,可矛盾仍在。特别是东汉后期,外戚宦官交替执政,原有矛盾被再次放大,百姓苦难更重,终酿成黄巾之乱,豪强纷起,四百年乱世由此发端。对比两汉兴亡,社会秩序大乱为相同点,实由社会阶层不同心理而产生的不同结果。

    任公由此提出对历史的改造,其曰:“吾侪今日所渴求者,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”。所谓“客观性质”,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这就需要将广大的视野将历史置于开阔的空间与发展的时间中,暨“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,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,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。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,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关系明,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”,“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,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,苟离却社会与时代,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运作,则必多不可了解者”。过去读两汉的诗歌,如《东门行》中“吾去为迟,白发时下难久居”,《古诗十九首》中“所遇无故物”“长怀千岁忧”,既“人生寄一世,当居要路津”等句,就可以感受到东汉末年人心之无力,对于自身命运之无奈。可视为一个时代崩溃的先声,果然,中国历史又一大分裂时期到来。

    第三、尊重个人的思想。

    梁任公在回顾中国史学界时对于几种新出现的历史体裁大加赞扬。如南宋袁枢善钞书,自成著作,以《资治通鉴》为史料,编为239事;前清虽为历史的凋敝期,但顾祖禹之《读史方與纪要》,以地理形势为经,而纬之以史迹;顾栋高之《春秋大事年表》,将全部《左传》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,均以新视角来解读历史,因而受到赞誉。不过以上著作,囿于传统史观的影响,局限于一国一地一定范围(例如袁枢所录之事,对府兵、食货不置一言),任不脱旧史之窠。任公提出将视野扩大至整个文明史及世界范围内,“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,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”,“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,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,比比然也”,则是对旧时史观的巨大革新。当时,中国尚未建立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科研体系,任公在《说史料》中提出搜集的史料,可以说开中国科学考古之先声。

    此外,对于一些存疑史料的正确态度,他提出“第一步,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,以免为真相之蔽;第二步,遇有旁生的触发,则不妨换一方面从事研究,立以待后来之再审定。怀疑之结果,而新理解出焉。”相比较而言,章太炎先生在其晚年所作的演讲中,对于新发言的甲骨文直斥其伪,就依《淮南子》中“牛蹄彘颅,亦骨也,而世弗灼”。需知刘安时代居殷商已远,又怎能断定其所言为真。何况,所发掘出的为牛的肩胛骨,非蹄非颅。章先生未见甲骨,就断言“至于龟甲,则刚玉刻画,顷刻可成”,根本与实际不符。龟甲刻画,其实极难,所发掘的龟甲,亦有他物可以旁证,焉能一言就断定其伪。梁任公以为先存疑,再以旁证来证明,就是要求人的思想不偏颇,多角度,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极好的启发。

    此书篇幅虽短,但内容丰富,其中更深刻思想还需要假以时日,方能有更多领会,此处先谈一些浅显的看法,供大家参考。

    附录1: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附录2:

    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摘要

    一、史之意义及其范围

    定义: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,校其总成绩,求得其因果关系,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。

    分析说明:

    一、活动之体相。以能活动者为体,以所活动者为相。史也者,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,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。此所谓相者,复可细分为二:一曰活动之产品(过去相),二曰活动之情态(现在相)

    二、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。史也者,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。其在空际有了周遍性,在时际有连续性者,乃史的范围也。

    三、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。成绩云者实乃薄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。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,亦有微细而难见者。夫成绩者,今所现之果也,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。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,以孕产将来之果。必寻出其因果关系,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悬解也。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。

    四、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。史家目的,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,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,睹遗产之丰厚,则欢喜而自壮;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,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;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,则知耻知惧;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。

    第二章、过去之中国史学界

    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,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,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,成为一种“业力“,以作自己生活基础。

    最初之史源于部落相聚时长老叙述己身或其先代之事迹,盖以诗歌记之。

    《诗经》中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,此等诗篇,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。

   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,惟史学为最发达。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,而中国人尤甚,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,以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。

    古代史官所作史,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。晋代从汲冢所得之《竹书纪年》,原书已散佚。惟孔子所修《春秋》,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。

   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。其名曰“书“,或曰“志“,或曰“记“。今六经中之《尚书》即属此类。

    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,则春秋、战国间得二书焉,一曰左丘之《国语》,二曰不知撰人之《世本》。此书宋时已佚,然其书为《史记》之蓝本,则司马迁尝自言之。

    史界太祖,端推司马迁。

    断代为史,始于班固。《史记》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,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。《汉书》以下则以帝室为中枢,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。

    前四史皆出私撰,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,大开史局,著作之业,等于奉公,编述之人,名实乖迕。此种官撰、合撰之史,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。

   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。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,旧说以为起于《左传》,毋宁谓祖陆贾之《楚汉春秋》,惜其书已佚。汉献帝诏荀悦要删《汉书》,撰为《汉纪》三十卷,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。自班固以后,纪传体既断代为书,故自荀悦以后,编年体亦循其则。宋司马光毅然矫之,作《资治通鉴》以续《左传》。上纪战国,下终五代,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,一气衔接。

   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。荀悦而后,又见之于宋袁枢之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枢钞《通鉴》,以事为起讫,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为二百三十有九事,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。

   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,盖导源于《尚书》,在专纪文物制度,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。

    自余史部之书,以吾观之,可中分为二大类: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,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。第一类,并未尝经锤炼组织,不过为照例或一时的之记录,备后世作者之搜采。其在官书,则如起居注、实录、谕旨、方略之类,如仪注、通礼、律例、会典之类。其在私著,则或专纪一地方,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,或专纪一时代,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,有专纪一类人物者,有纪人物复很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,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,或记载游历见闻,或采录异闻,作半小说体。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,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。

    其第二类,则搜集许多资料,经一番组织之后,确成一著述之体裁。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,其性质为局部的,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。此类之书,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(常璩之《华阳国志》其标本),其流衍为各省、府、州、县之方志,次则法制史,其余专明一义,如律历、金石、目录,……裒然可观者实稀。

    史籍既多,则注释考证,自然踵起。注释有二:一曰注训诂,二曰注事实。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,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。考证者,所以审定史实之是否正确,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。

   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,史评有二:一,批评史迹者;二,批评史书者。批评史迹者,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。批评史书者,质言之,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,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。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,得三人焉:在唐则刘知几,其学说在《史通》;在宋则郑樵,其学说在《通志·总序》及《艺文略》、《校雠略》、《图谱略》;在清则章学诚,其学说在《文史通义》。

    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,独于史界之著作,最为寂寥。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,殆无余物可以相饷。史学之在清代,亦非无成绩之可言。章学诚之外,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:其一,如顾祖禹之《读史方與纪要》,以地理形势为经,而纬之以史迹。其二,如顾栋高之《春秋大事年表》,将全部《左传》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。其三,如黄宗羲之《明儒学案》,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。其四,如赵翼之《廿二史札记》,教带来侪以搜救抽象的史料之法,既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之教”。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:(一)表志之补续。(二)史文之考证。(三)方志之重修。(四)年谱之流行。(五)外史之研究。

    第三章 史之改造

    古代之史,是否以供人读,盖属疑问。修国史其目的在珍袭于秘府而不在广布于公众,殆可断言。私家之史,自是为供读而作,然心目中之读者,各各不同,盖将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也。质而言之,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,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,或官阀阶级,或智识阶级。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,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。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。在今日惟个必圆满发达之民,自进而为种族上、地域上、职业上之团结互助,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。而历史其物,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。

    复次,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?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。旧史家盖什九为死人作也。史家之职,惟在认取此“人格者”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。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,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。

    复次,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,以收缩为扩充也。中国古代,史外无学,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,无不丛纳之于史,厥后经二千年之分化之结果,各科次第析出,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,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。今之旧史,实以年代记及人物传之两种糅合而成。然衡以严格的理论,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科,曰“年代学”、曰“人谱学”,即“人名辞典学”,而皆可谓在史学范围以外。故近代学者,或昌言史学无独立成一科学之资格,论虽过当,不为无见也。虽然,今之史学,则既已获有新领土。而此所谓新领土,实乃在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。由此而言,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,使为自治的发展,勿侵其权限;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,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。

    复次,吾侪今日所渴求者,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。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,皆含有主观的作用,搀以他项目的,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。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,极忠实以搜集史料,极忠实以叙论之,使恰如其本来。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仰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,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。

    复次,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。夫摹体尚易,描态实难。态也者,从时间方面论,则过而不留。若仅为局部的观察,睹其一而遗其他,则真态终未由见。史迹既非可由瞑想虚构,则不能不取资旧史,然旧史前后不相衔接,其存者亦不甚可辨。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,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。以上两种劳作,一曰搜补的劳作,二曰考证的劳作,皆可谓极不经济的,劳多而获少的。

    复次,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,不相联属。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,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,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,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。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,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关系明,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。

    今日所需之史,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。治专门史者,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,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。须有两种觉悟。其一,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,皆须求根柢于历史。其二,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“历史饥饿”之状况,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。作普遍史须别具一种通识,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。

    第四章、说史料

   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,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。史料者何?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,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。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,所留之痕之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。有价值而留痕者,其丧失之也极易。因必有证据,然后史料之资格备。证据一失,则史料即随而湮沈。而证据散失之涂径甚多,或由有意隐惹,或由有意蹂躏,或由一新著作出,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,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,偶不注意,既便散亡。要而言之,往古来今之史料,盖幸存至今者,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,其幸而存者,东鳞西爪,不易寻觅。

    时代愈远,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,此常识所同认也。虽然,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,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。

    得史料之涂径,不外两种: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;二曰在文字记录者。

    (一)在文字记录以外者。分为三类:曰现存之实迹及口碑;曰传述之口碑;曰遗下之古物。

    甲、现存之实迹及口碑。

    乙、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。

    丙、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。

    丁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。(1)曰殷周间礼器。(2)曰兵器(3)曰度量衡器(4)曰符玺(5)曰镜属(6)曰货币(7)曰玉石(8)曰陶瓷。(9)曰瓦砖(10)曰地层之石器

    戊、实物之模型及图影。

    (二)文字记录的史料。

    甲、旧史。列传之价值,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。则所谓别史、杂史、杂传、杂记之属,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,而时复过之。

    乙、关系史迹之文件。此等文件,在爱惜文献之国民,搜辑宝存,惟力是视。此等史料,收罗当自近代始。其最大宗者,则档案与函牍也。私家之行状、家传、墓文等类,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,吾侪亦未尝不认之。虽然,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。

    丙、史部以外之群籍。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,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。

    丁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。

    戊、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。

    己、金石及其他镂文。

    金石之学,逮晚清而极盛。其发达先石刻,次金文,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。自来谈石刻者,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。虽然,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。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,求得其总括的概象,而推寻其所以然。金文之研究以商、周彝器为主。盖以年代愈远,史料愈湮,片鳞残甲,罔不可宝也。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,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,要之此次之发见,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,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上全体。

    庚、外国人著述。

    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,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。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,每经丧乱,旧藏荡焉。

    第五章、史料之搜集与鉴别

    第一、搜集史料之法

    大抵史料之为物,往往有单举一事,觉其无足重轻,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,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。

   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,亦甚为重要。某时代有某种现象,谓之积极的史料;某时代无某种现象,谓之消极的史料。

    往往有一人之言行、一事之始未,在正史上觉其史料缺乏已极,及用力搜剔,而所获或意外甚丰。

    亦有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,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。

    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,遇此等事,治史者宜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。

    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,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。

    第二、鉴别史料之法

    史料以求真为尚,真之反面有二:一曰误,二曰伪。正误辨伪,是谓鉴别。

    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。顷举所例,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,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。凡史迹之传于今者,大率皆经过若干年、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。各时代人心理不同,观察点亦随之而异,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,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。

    鉴别史料之识破者或伪者,其最直捷之法,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。

    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,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。吾侪对于此类史料,第一步,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,以免为真相之蔽;第二步,遇有旁生的触发,则不妨换一方面从事研究,立以待后来之再审定。怀疑之结果,而新理解出焉。

   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,当何所适从耶?论原则,自当以最先、最近者为最可信。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,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。但此原则之应用,有时尚须分别观之。最先、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,此固原则也。然若过信此原则,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。

    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。直接的史料者,其史料当访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。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,然欲其多数永存,在势实有所不能。史部书之容易湮废,尤有其特别原因焉:(一)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;(二)此类书有价值者本不多,或太琐碎,或涉虚诞,因此不为世所重,容易失传;(三)其书愈精要者,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。

    鉴别间接史料,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。年代愈早者,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。

    虽然,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。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或再现者,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,而为前人所不及见。不特此也,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,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,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。所谓史德者,著者品格劣下,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。所谓地位者,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代不能尽情宣布,在远时代乃能之。所谓史误用者,同是一直接史料,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。

    辨伪的鉴别法。

    辨伪法先辨伪书,次辨伪事。

    伪书者,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,而以托诸古人也。书愈古者,伪品愈多。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,吾侪宜具知之,否则征引考证,徒费精神。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,作自己研究标准焉。

    (一)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,什有九皆伪。

    (二)其书虽前代有著录,然久经散佚,仍忽有一异本突出,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,什有九皆伪。

    (三)其书不问有无旧本,但今本来历不明者,即不可轻信。

    (四)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,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。

    (五)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,确有左证,而今本之歧异者,则今本必伪。

    (六)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,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。

    (七)其书真,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,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。

    (八)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,则其书必伪。

    (九)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,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。

   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者也,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:

    (十)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,多读书者自能知之,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,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。

    (十一)各时代之社会状态,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,若某书中所言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,即可断为伪。

    (十二)各时代之思想,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,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,即可断为伪。

    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:

    (一)(二)(三)所载天文现象可与西历相应而无争议

    (四)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,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。

    (五)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,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。

    (六)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,吾侪只得暂认为真。

   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,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。

    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,误者无意失误,伪者有意虚构也,今请举伪事之种类:

    (一)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,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。

    (二)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。

    (三)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取得“第一等史料”之资格,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。

    (四)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。

    (五)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,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。

    (六)有本意并不在述中,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,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,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。

    (七)有纯属文学的著述,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,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,而愚者刻舟求剑,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。

    吾侪辩证伪事应采之态度,亦略可得言焉:

    第一,辩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。

    第二,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,吾既屡言之矣。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,所谓“以矛陷盾”也。

    第三,伪事之反证,以能得“直接史料”为最上。

    第四,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,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。虽然,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。

    第五,时代错迕者事必伪,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。

    第六、有其事虽近伪,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,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。

    第七,有不能得“事证”而可以“物证”或“理让”明其伪者,吾名之曰“推度的推论法”。

    第六章、史迹的论次

    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,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,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事实一部分之果,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。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,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,此则论次之功也。

   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。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,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开一贯之目的,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,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。治史者遇此等事,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,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。

    史之为态,若激水然,一波才动万波随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,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,比比然也。

    孟子尝标举“知人论世”之义,论世者何?以今语释之,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。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,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,苟离却社会与时代,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运作,则必多不可了解者。未了解而轻下批评,未有不错误也。故作史如作画,必先设构背景;读史如读画,最要注察背景。

    史迹复杂,苟不将其眉目理清,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,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。

    天下古今,从无同一铸一型的史迹,读史者于同中观异,异中观同,则往往得新理解焉。

   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,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。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,虽然,兹事未易言也。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,为曲的而非直的,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,故得其真也甚难。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,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。

   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。

    其一,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,历史事项反是,常为一度的、不完成的。

    其二,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,历史事项反是,常为个性的。

    其三,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,历史事项反是,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。

    明乎此三异点,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。

   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,则英雄造时势耶?时势造英雄耶?

    文化愈低度,则“历史的人格者”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,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。

    虽然,有两义当注意焉:其一,所谓“首出的人格者”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,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。其二,所谓“群众的人格者”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,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。

    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,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,而复借个人之行为以为之表现。

    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,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,始能成为史迹。大人物之言动,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,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。

    所谓大人物者,不问其为善人恶人,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,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——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——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。如是,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。

   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——一种心理之所支配,则将成为静的、僵的,而无复历史之可言。然而社会断非尔尔。其一,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。其二,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,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。

   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:其一,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。其二,心的运动,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,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。其三,人事之关系既复杂,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,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,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享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。

    今当概括前旨,略加补苴,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。

    第一,当画出一“史迹集团”以为研究范围。集团之若何区画,治史者尽可自由,但有当注意者二事:其一,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,分观之,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。其二,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,合观之,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。

    第二,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。所谓“集团分子”者,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。所谓“集团实体”者,此一群史迹,合之成为一个生命——活的,整个的。

    第三,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。所谓集团外者,有时间线之外,有空间线之外,其他各局部之事象,殆无不交光互影。

    第四,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“人格者”。每一集团必有其“人格者”以为之骨干,此“人格者”或为一人,或为数人,或为大多数人。

    第五,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,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“人格者”耶?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,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,则真相未由见也。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“人格者”为其聚光点,故研究彼“人格者”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,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。

    第六,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。物者何?谓与心对待的。详言之,则自然界之善以及遗传居为固形的之风俗、法律与夫政治现象、经济现象,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。

    第七,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。在双极限之内,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,判历史前途之歧向。

    第八,观察所缘。有可能性谓之因,使此可能必触发者谓之缘。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,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。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,缘无缘则史迹不能现,故以观所缘终焉。

     

    时间:2015-09-09  热度:489℃  分类:文化热点  标签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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