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杨朔之死

    196881日,著名作家杨朔服安眠药自尽。《大百科全书》、百度都称他是遭受迫害,无路申斥而被逼自杀的,他的追悼会似乎也是以此定性的。不过,我一直非常奇怪,像这样一位全心全意跟着党走的人,怎么会遭受如此惨重的迫害?后来,看到了网上的相关资料,方有了一些了解。杨朔当时是被隔离审查了,但当时的造反派比较温和,既没给他剃阴阳头、带高帽子,也没给他“触及灵魂”的打击,只是开了几场批斗会。杨朔交代出的问题,也就是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,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。虽然也有人说他在《荔枝蜜》中用工蜂供养蜂王影射人民群众与毛主席,但这种话当时多了去,只要上面不以此定性,也无所谓。他真正的死因是,一位自诩“根正苗红”的勤杂工在地上用粉笔写了一行“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杨朔”,而当时军宣队刚刚进驻,杨朔要和领导谈话又被拒绝,于是他以为是上面给他定的性,就自杀了。实事求是地说,与老舍、傅雷等被逼自尽的作家所遭遇的相比,杨朔挺多算洗了个热水澡,他其实是被吓死的。所以1972年,“文总”革委会给他定性时也承认他没什么问题,就是没经受住群众考验而已。

    杨朔是一位参加革命三十年的老党员,《三千里江山》写得是朝鲜战争,也算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,怎么一行粉笔字就把他吓死了?这个问题的确发人深省。初中时,学《荔枝蜜》,真觉得是一篇好散文。时隔二三十年,那些什么工蜂、雄蜂的确记不起来了,但仍然记得他描写荔枝蜜带着荔枝的甜味,喝下去感觉生活也是甜的。杨朔的确是个会生活的人,一下就抓住了生活中最诱人的一面,特别是那时候荔枝在南京还比较难吃到,并且很贵,夏天吃荔枝的机会很少。于是,工作之后,每次买蜜,宁愿贵一些,也愿意买荔枝蜜。不过,随着年龄渐长,慢慢了解到,原来他写这篇文章时是在1961年,在大多数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的时候。当然,他是有些特权,常驻开罗,享受地中海的凉风,回国来也处处受到优待,不过相信他对民间疾苦不是一无所知。而且后来在淮安教初三,用苏教版的教材,里面有一篇他写桂林山水的,全是苦大仇深的故事。我就对学生说,杨朔活得好累,游山玩水也不忘阶级斗争。今天,夏天超市里荔枝大减价,我也没太大兴趣去买高价的荔枝蜜了。

    平心而论,杨朔的散文还是极有文采的,写散文从他入手亦不差。只是每次看他的散文,想起时代背景,总觉得在不是读文章,而是在读政论。马悦然在瑞典教授汉语,文革开始后,他的学生也要革命,认为“封资修”的东西读了没价值,要求学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。马悦然欣然同意,学了一个学期,他问学生们学了什么,回答是什么也没学到,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继续读《左传》。杨朔的散文就是如此,读多了味同嚼蜡。我奇怪的是,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真的没有自己的一点个性吗?他早期的东西我没有读过,我不知道里面是否能读出一些新东西。后来,看到他的死,我更在深思,如此的思想纯正的人怎么会如此脆弱,“经受不住群众的考验”?后来,我读到了此前11年,著名女记者、周总理的文胆之一杨刚,作为《人民日报》“反右”小组的领导成员,竟然也自杀了。对于她的死因,百度上讳莫如深,但有资料表明,她是因为一个笔记本不见了,于是就服安眠药自尽了。她当时正担任反右小组领导,见过太多因文生祸的事,她的笔记本估计记了一些她的私人想法,她一害怕也就自杀了。杨刚曾是抗战后方的“四大名旦”之一,也曾直言不讳面对国民党权贵。同样难以想象的是,这样的一个人会被吓死。

    那么什么让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呢?只能说,他们丧失了思想的自由,让自己成为了权力的一个附属品。权力的拥有者是不希望属下有过多自由的思想的,在教《杨修之死》时,我就提出过一个问题。杨修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?曹操对他的态度是有变化,从不喜到讨厌,最后到有杀他之心。但有一点,曹操从来没有喜欢过杨修。因为杨修太喜欢甩小聪明,时时试图揭示领导的内心,因此他在曹操身边就始终只能是一个秘书。杨修偏偏还不明白,还想通过介入权力核心的争斗来获取自己的地位,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。杨修的前车之鉴让许多知识分子不寒而栗,于是在最高权力巩固之后,他们就只能心甘情愿地充当权力的扩音器,自觉地丧失思想的自由。杨钢是周总理的秘书,杨朔是“文总”的负责人,都是自觉地权力维护者。不过,充当权力的附属品亦有风险,因为他们看见太多被权力抛弃的人的悲惨结局,当他们觉得自己也要走上这条路时,也就丧失了生活的勇气,从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“曾读人间未见书”的纪晓岚,有一次也想向乾隆帝提点意见,结果遭到皇帝的痛斥,指出其只被当作娼妓豢养,何敢提意见。纪晓岚一生只有一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多记奇闻秩事,与杨钢、杨朔相比,他还算是个幸运者。

    前些日子,科教频道精品讲坛由帅松林教授开讲《审美的历程》,帅教授对于美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研究颇深,看这套节目也的确让人增长了不少见识。不过,帅教授对于自印象派开始的现代派艺术一概持否定态度,梵高、毕加索也被他认为是政府用以转移人民视线的工具,因为他以为他们的作品不能反映社会现实,仅仅是个人心理的反映,是一种扭曲的社会认识。帅教授的说法有一定道理,的确,梵高、毕加索的一些作品看上去确实无法让人有美的感受,带来的只有恐惧和黑暗。但是,这样的作品真的不能反映社会现实吗?梵高、毕加索都有着与底层社会接触的经历,梵高在离地面数百米的矿层深处,毕加索在纳粹肆虐下的祖国,看到的就是一幅扭曲的图画,他们用最强劲的线条来表现生命的形态,并且以与传统决裂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性,这同样是一种生命的体验。他们所表现的是一种个性的追求,不过这是一种自由的思想方式,并且在追求自由者的内心深处引发了共鸣。艺术家看到的世界是扭曲的,自然要选择用扭曲的方式来表现。勋伯格同样用犹太集中营中的被关押者的点名作为音乐的一个部分,那听起来是令人毛骨悚然的,但这同样是生活的真实再现。正如帅教授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观点,任何社会形态都是新的形态的过渡,既然如此,必然存在各种问题。为什么不能允许文艺工作者们用自己的方式来体现问题,而将一切非主流的方式视为异类呢?帅教授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现代思潮的泛滥,但我们都清楚,苏联自身结构的问题才是其解体的根源。在中国,现代主义艺术有两个时期风行一时,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,一是文革结束后,看看当时的中国,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不言而喻了。

    杨朔死是个悲剧,他死得很冤枉,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,原来自己根本不用死。不过,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,很难说他还真正地活着。今天,希望不会再有杨朔这样的悲剧发生,因为我们需要真正地活着。

    时间:2016-01-29  热度:372℃  分类:文化热点  标签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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